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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宁时：“1357干校”，一个少年的两年下放经历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一个少年经历的
五七干校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数十万干部（包括军队干部）、高校教师、科学和文化工作者下放五七干校从事长时间体力劳动，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一员。
1968年元旦刚过，母亲的工作单位全国工商联的造反派以“隔离审查”为名，将她关押在机关大楼里，群众大会批斗、“坐飞机”、毒打全套上场。解放前母亲在地下党工作期间受组织指派到潘汉年领导的地下情报系统工作过数年直至上海解放，虽然她有幸从未被捕，但从1955年的肃反运动就开始受审查（那年潘汉年 “反革命内奸”集团冤案发生）。“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半年后“定案”，戴上了“叛徒”“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工资也被大部扣发，仅从她的月工资里拨给我们每人15元生活费。
我的父亲早在1959年我不满两岁时就去世，我和姐姐靠外婆和母亲抚养长大，母亲的工资是全家生活的唯一经济支柱，我的外婆那年68岁，重病在床，母亲工资扣发后外婆就失去了治病所必需的资金来源。1968年11月1日，学校出动上街游行庆祝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我参加游行后回到家时吃惊地发现，一直有人的家里房门紧锁，原来外婆已因病危被送到医院，母亲工作单位里的人告诉医生，病人的女儿是“历史反革命”，那位医生只是到急诊室外的走廊上看了外婆一眼，就开点药打发我们回家，外婆当夜即去世。我和姐姐只能凭着紧巴巴的生活费自求温饱。
当时全国工商联隶属于全国政协系统。现在可以追溯到的资料表明，中共中央在1968年6月发出83号文件 “关于任命中华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和政协机关军代表的通知”，在1969年2月发出8号文件 “关于任免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和政协机关副军代表的通知”。这两份文件反映了当时在这些中枢部门实行军管终止打派仗乱象的步骤，也说明了后来由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等13个单位组成“1357干校”的缘由：它们属于同一个军管会系统。政协系统下面的工商联和民主党派机关实行军管是在中发（69）8号文件之后落实。大约在1969年4月九大开幕前不久，军管组进驻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文革”前这两个单位合在同一个机关大楼办公，简称两会）。军管组有4人，后来他们中的三人和两会下放干部一起去了干校。军代表组长叫王德堂，年龄最大，看起来有40多岁。副组长姓陈，因为他大部分时间留守在北京机关，我对其了解不多，军管组员有郭俊先和肖才第，郭代表在五七干校期间负责两会机关干部的政审工作，肖代表最年轻，约30岁左右。
两会机关实行军管后，造反派当权的局面马上改变。军代表进驻后不久就着手解决被长期关押在两会机关大楼里的七位干部的问题，在4月24日九大闭幕的前几天，我母亲终于被释放回家，不仅恢复了人身自由，也恢复了原来的薪资待遇。母亲告诉我们，军代表在释放前和她谈话，表示以前造反派搞的关押干部和所谓的政审定案不符合党的政策，以后组织上会重新给她做出结论。谈话中军代表称母亲是“老同志”，还谦逊提到母亲的党龄比他的党龄还长，这使一直饱受批斗、审讯和多次遭到毒打，被戴上“叛徒、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母亲非常感动。
释放回家一个多星期后就是五一劳动节，母亲被指派作为机关干部代表参加了天安门的观礼，这种突然反转的政治待遇使母亲感到焕然一新，不顾关押一年多造成的严重营养不良和体力退化（关押期间一直不许亲属探视，也没有放风锻炼），步履蹒跚地强撑着去参加了观礼活动。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批复林彪汇报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时，提出各行各业的人在本职工作以外兼做生产活动和革命运动的要求。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把“文革”中靠边站的机关干部下放到农场劳动，自己生产粮食和小工业产品，起名叫五七干校。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大力宣传柳河五七干校，并传达了“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从中央部委、军队领导机关、大专院校到地方党政部门乃至一部分大国营工厂都开始筹办五七干校。一年后下放五七干校的大潮到来时，不少临近退休年龄，属于“老弱病残”者也不除外，都必须去干校。我们所在的干校就有一位“老弱病”的下放干部，由于去干校路途上舟车劳顿，在湖北沙洋港刚下船，就病发摔倒猝死，没能进干校大门。
全国人大常委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8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会、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和全国工商联、中华职教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共13个单位在1969年春合办了一个五七干校，定名为“人大政协机关1357干校”，最初干校建在吉林省舒兰县，由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形势紧张，舒兰县离中苏边境太近，在1969年秋1357干校迁到湖北沙洋。
下放干校的人们当时都相信，是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下达的“第一号令”驱动了大规模下放干校运动。因为大家感受到，1969年10月中下旬形势陡然紧张，防备苏联入侵的备战措施高调铺开，紧锣密鼓疏散大城市人口……
1969年国庆节时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全家都会很快离开北京去干校的气氛。但是到1969年10月中下旬，当时位于北河沿大街的工商联机关大楼后院开始挖防空洞，在我们居住的位于猪市大街（现为东四西大街）的机关宿舍楼，为了防备“苏修”空袭，从来不使用的地下室也被打开清扫、通风，还让居民演习进入地下室，感觉好像炸弹会马上落下来。不久母亲告诉我们，军代表宣布全机关都要去湖北五七干校，日程已排定，两周后出发。
起初母亲还征求过我们意见，是随她去干校，还是留在北京读完中学。那时我升入小学6年级不久，姐姐刚上初二，母亲担心湖北乡下的干校初创，可能没条件上学，所以一方面希望我们能在北京读完中学，另一方面又放心不下让我们自己在北京生活，谁都不知道下放干校会多长时间。我们不想刚刚团聚的家马上又要分离，更何况因为母亲此前受批斗被关押，我和姐姐在学校也都受到歧视，并不留恋北京的学校。不久，军代表宣布的动员方案是不跟随去干校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投亲靠友，原来居住的机关宿舍必须上交。母亲在北京找不到有能力收留我们两人居住的亲朋，这样正好统一了意见：全家一起去湖北干校。
1969年11月27日天还没亮，我们全家三人就挎好书包和行军水壶，提着旅行袋和行李卷，离开马上要上交钥匙的家门。我们穿过翠花胡同，走到工商联机关楼前院集合，机关派大客车送下放干校的人员到北京火车站。这次出发的是第一批，包括了两会机关的大多数干部、工勤人员和军代表，加上一起去的家属共一百多人，包了列车的一节多车厢。几个月后还有两会机关第二批、第三批到达干校的人员，每批就只有一二十人。
我们乘坐去汉口的火车是上午10点多从北京站发车，我坐在一个靠车窗的座位上，母亲坐在我身边，我们全家都在列车上，没有亲友送行，当时我并没有故土难离的感觉。但站台上却站满了别人家送行的亲友，我对面座位上是一个9岁男孩和他的妈妈，男孩的一个哥哥和我同龄，还有上初中的姐姐，坐在列车的另一侧座位，他们还有年龄更大的哥哥姐姐已经工作或即将去外地农村插队，也在站台上送行。
当蒸汽机车的汽笛拉响，站台上送行的人们和车内的不少人都哭出声来，火车开始移动时车里车外的哭声升高，像是憋了很久的情绪爆发，那真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男孩大声哭得很伤心，而且火车开出很远他还在哭，哭到后来趴在车窗前的小桌上睡着。我当时还诧异：不就是离开北京吗，为何如此伤心？
他们一家是老北京人，住在上辈传下的私宅，而我们住在工商联的干部宿舍院，所以上火车时我不认识他们，到干校后，我和这兄弟俩被安排在同一间集体宿舍，三个男孩合用两张并在一起的单人床。成为亲密玩伴后我才得知，他们的爸爸在“文革”初期失踪，私宅也被“革命群众”挤占。大人失踪在那个动乱年代并非个例，最可能的是自杀没留信息，直到十年“文革”结束后他们的爸爸也没回来。1980年代初一次重聚时我得知，政府安排偿还了他们家“文革”期间被占走的私宅，这是后话。
火车在第二天上午到达汉口，大家被安排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不能提供那么多人的饭食，大多数下干校的人三三两两上街去吃饭，母亲不愿上街吃饭，自己留在招待所吃面包就开水，托几位机关男同事带我一起去街上一个小饭店吃汤面。在我低头正吃面时，冷不防两根沾着黑垢的手指伸到我的碗里，我一抬头，看到一个比我高半头的男孩站在桌子旁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只有两只亮晶晶的眼睛黑白分明，他不说一句话看着面碗又看看我。
那个年代北京虽有捡垃圾的人，但极少有乞丐，冷不丁一个乞丐把手指插到我的碗里，我吃惊得不知所措。带我出来的大人责怪那个男孩，怎么能进到饭店里来伸手就拿别人在吃的东西呢？饭店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闻声过来，让乞丐男孩出去却没有训斥，又过来问我是否再要一碗面，我摇头不要了。他解释说这些讨吃的人大多是汉江上游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移民，他们在新迁居的地方活不下去，就纷纷返回老家，但老家的耕地和住房已经淹没了，所以流落到这里讨饭。我们几人听后默默地离开饭店，留下那小半碗面条在桌上。
我到了干校后，在通往沙洋镇的公路旁还几次看到过在两棵树间拉根绳子，加几根竹竿架起塑料膜搭成的防雨棚，好几口人挤住在里面，这种塑料膜棚子非常简陋，边缘和下摆四处透风，那是大冬天！看到这些流离失所的家庭，我会想到在汉口把手指伸到我的面碗里的男孩，他沾着黑灰的脸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几十年后我都不会忘记。我猜想这些在公路旁过冬的人家大概也是失家流徙的丹江口水库区移民，因为沙洋离丹江口比武汉近得多。
11月29日我们在汉口登上了开往沙洋的轮船。沙洋位于汉江边，至今没有铁路与武汉相通，当时公路交通也没有从武汉出发的长途班车可达沙洋，乘船去沙洋是最可行的交通方式，要航行一天多。汉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洋洋三千里从陕西省流到湖北省，在武汉汇入长江，汉江下游展布在江汉平原上，河流弯曲绕转，有“曲莫如汉”的说法。11月底已是枯水期，江底有暗沙洲，轮船缓缓溯流而上。
我们乘坐的江轮原是一艘货船，船上不提供饭食，乘客吃自带的干粮，喝行军壶里的凉开水。客舱是没有间隔的船底统舱，里面摆着多排没有靠背的长木凳，乘客都坐在木凳上过夜。我旁边坐着民建会的老干部朱德禽伯伯和他的夫人王兰英伯母，他们约60岁左右，非常慈祥谦和。朱伯伯见我睡得东倒西歪，就让我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睡觉。他会修钟表，在干校的集体宿舍里，他有时用眼眶夹着放大镜给别人修钟表，他还下得一手好棋，到干校后给我指点过象棋的棋路，“当头炮、盘头马、巡河车，进可攻，退可守”是他教给我的一招，我用这招与其他大人下象棋时能屡屡得胜。王兰英伯母会弹钢琴，干校没有钢琴但有一架手风琴，连里参加干校的文娱表演需要伴奏，她练了练就可以拉手风琴了，她是全连唯一能用手风琴伴奏的人。
轮船航行到第二天下午，在离沙洋只有十余里水路的江边小镇新城附近停下，去干校的乘客都拿着随身小行李下船，大件行李则继续随船运往沙洋港。新城江边没有靠泊轮船的码头，下船旅客要通过一块跳板下到江岸上，再攀上岸边防洪大堤，堤坝那边就是新城。新城小镇离我们的目的地只有8里路，而沙洋港离干校走小路17里，公路27里，当时干校的卡车少，如果从沙洋港拉我们100多人加上大行李回干校，需要来回跑好几趟，可能要到夜里很晚才能完成安置。干校那时没电，黑灯瞎火找行李安排住宿比较困难。所以，只把大件行李运到沙洋港由干校卡车拉回，而人员就提前下船抄近路步行去干校。
应该说，在那个动荡时期从北京到湖北乡下，老老小小一二百人车舟辗转，要完整地安全到达干校安置下来很不容易，军代表的动员和组织行动是高效的。我们一大队人走了1小时多，终于在1969年11月30日天黑以前到达“人大政协机关1357干校”。走进干校前，由军代表任命的副连长、一位工商联的年轻干部喊大家排整齐队伍，一边呼口号“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走一辈子五七道路！”一边走进干校。
当时在湖北沙洋开办不少五七干校，我知道的还有农林部干校、财政部干校、中央民族学院干校、三高干校（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武汉锅炉厂干校等等，还有军队的干校也在沙洋附近。之所以有那么多干校建在沙洋，是因为建设干校需要大片耕地和建房空地，在一般乡村没那么多空余土地和生活设施，而沙洋设有劳改农场管理局，管辖着多个劳改农场，分布在荆门（当时沙洋是属于荆门县的一个大镇）、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
据近年《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刊载的文章记载，1969年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省委指示将部分劳改农场的土地、房屋、牲畜、农机具等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多个部委、军队总部和湖北省的单位创办五七干校，当时曾有27家五七干校，2万余下放人员云集在原沙洋农场管辖的土地上，虽然在分布上远超沙洋周边地域，但习惯上统称沙洋干校。
当时的“人大政协机关1357干校”地理位置在现今的百度电子地图上无法直接找到，该图的地理信息标示过于简单，这一带的小河、湖塘、渠桥和大村镇范围等都未显示。记忆中1357干校是接收范家台劳改农场4分场建立的，1357干校到新城是8里，到李市镇（也叫李家市）10里，从这两个现地图有标示的地点，以它们到1357干校的距离交汇，定位出的地点大致在今日的红光村和黄家岭村所在地域，这一地域在现今地图的“东范家台”地点以南约4-5里。记得当时我们在去新城中学读书的路上，向东经过毗连干校的村子属于红卫大队，现今地图也有红卫村标示，在红光村以东约3里，正处在定位出的1357干校地点通往新城的小路上，说明定位大体不差。当时干校大门前是一条南北向的砂石公路，在现今地图上应该是在046乡道的位置，而现今的219省道在其东约450米，当时没有这条省道。
人大政协机关1357干校包含校部、下属8个连队和校部直属单位。校部由军代表和各连抽调的干部组成。中央任命的人大、政协机关的正、副军代表之外，我们经常看到的管理全干校后勤事务的是一位人大机关的原局级干部，叫石方，50来岁。还有很多校部事务是由干校政工组负责，我们比较熟悉的政工组成员有一位姓夏的军代表，30多岁，还有一位来自工商联机关的女干部李寒光，也是不到40岁。干校子弟上学的事就由政工组办理，中学生在外面打架闯祸，也是干校政工组召集中学生开会处理。
校部下辖8个连，1连来自人大机关，2连政协机关，3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我们所在的4连是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5、6、7、8连由民革、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中华职教社和台盟构成。另外还有直属校部的几个小单位，如司机班、炊事班、木工班、电工班和后来办起的造灯泡小工厂等。
干校初创时从沙洋劳改农场接收过来的生活设施少而简陋，老住房无法容纳13个单位的下放人员，干校的大部分人员是在1970年春天以后随新建住房落成陆续到达的。校部和2连的第一批五七战士进驻沙洋干校大约在1969年10-11月间。第二批是1连和我们所在的4连。1连、2连分管种大田，4连负责基建和后勤，包括建房、种菜和养鸡养猪、开设小卖部等。到了春季插秧或夏季抢收抢种时节，4连建房人员就停下建筑工地的活参加大田和场院里的农活。后来到达干校的其他连队基本都是做大田农活，3连还兼管校医务室，后来养猪数量扩大，8连也有一部分人分管养猪。
干校校区被一条向西流的小河分成南、北两半，我们刚到时，在小河北岸有三排灰砖的旧砖瓦房（每排5-6间）由干校校部使用，这三排砖瓦房东面隔一片小树林有另外一座旧砖瓦房用作食堂，还有一排草顶旧房当宿舍，这些建筑都是从劳改农场接收来的，以前的劳改农场主要居住区在北岸，干校大门也在北岸，向西对着砂石公路。
干校的新居住区主要在小河南岸发展，最早到达干校的2连住在南岸河堤后面的茅草顶旧房里。这些草房和相邻的牛圈以南有两排东、西并列的红砖瓦新房，是雇当地工程队赶建刚刚落成的，每排有12间房，1连入住西侧一排新砖瓦房，4连入住东边一排新砖瓦房。4连把西头两间房用作军代表宿舍和连长、指导员宿舍，其余10间房每间挤放8张单人床。还有几十人挤不下，暂住在红砖房东侧的另外一排简易棚里，是用木杆钉上苇席抹上泥巴仓促建成，厕所是临时在房子后面的土地上挖了两排茅坑，周围用苇席围起、分隔男女构成露天厕所。后来简易棚宿舍和露天厕所都被新建的砖瓦房取代。
河南岸住宿区有一口水井，但井不深，水质差，人们就近取这口井的水只能用作洗涮。开水锅炉棚在河北岸，其对面有相邻的两个水塘，水质较好，烧开水和食堂用水都取自这两个水塘。住在南岸的人打开水和打饭都要过河去北岸，冬天河水不多，踩着几块石头就能跨过涓涓细流，但每天打饭、打开水要上下河岸好几次，碰到下雨坡滑，摔一身泥是常事。虽然当时常喊的口号就是“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但实际上常在河堤坡上摔滚一身泥很不安全，摔坏了无法“练红心”。4连到干校一个多月后建成了一座跨过小河的木桥，桥面铺上沙石，边沿装设稳固的栏杆，不仅人员过河如履平地，木桥还可以经得住手扶拖拉机拖车的载荷，为运输建房用的砖、瓦、灰、砂提供便捷通道，被命名为“五七桥”，五七战士有机会照相时都会到此取景。
刚到干校时，食堂提供的籼米饭和标准粉馒头主粮管够，但蔬菜和肉很缺，每天早饭给一点咸菜，中饭晚饭的菜通常是酱油上色的水煮萝卜片，因为菜量少不够下饭，很多以前吃不惯辣椒的人也自购辣椒酱来下饭，不少人发痔疮。过第一个元旦时，食堂改善伙食加餐，给每人都发了一个松花蛋，喝酒者还发一两白酒。我也能领到一两白酒，平生第一次尝到白酒，试一口感觉很呛，很快脸红心脏猛跳。没过多久到了春节，除每人发一个松花蛋外还有一份肉菜，是附近的部队单位送了两扇猪肉给1357干校过年，犹如雪中送炭。我恰好看到送来猪肉的场面，干校的迎接人员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许多南方人习惯吃米，有时食堂提供的主食只有馒头，不多的菜吃完后啃干馒头比较困难，吃不完就不想吃了，经常有吃剩的馒头被扔在掏粪桶里。有一次，4连的军代表组长王德堂把全连集合在宿舍前列队，把一个里面扔有几块馒头的粪桶提到队伍前面，声色俱厉地批评浪费粮食。以后扔馒头的现象确实少了，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把吃不下的馒头放在炉子边烤，各宿舍在安顿下不久就装了取暖炉和烟筒，用木炭、干树枝和建房用木材的边角料燃烧取暖。生火时把馒头放在炉子上烤脆，没有菜也容易下咽。
还有五七战士变着法子搞额外的吃食出了不少笑谈。
有人在休息日拉着排子车出门，带着铁铲摆出拾牛粪样子，一走就是17里到沙洋镇上，到饭店里打完牙祭，还买一些干点心装在书包里带回来，快进干校时怕招来非议，就把书包放在排子车里盖上稻草，和路上拾的几块干牛粪放一起遮人耳目。不过这种做法后来还是挨了批评。
2连有一位人称老谢的中年厨师很会打野味。他看到牛棚里有很多麻雀啄食稻草上没脱尽的稻粒，牛棚没窗户，前脸只有门，后墙有几个通气孔。等牛都放出去吃青草时，他用稻草把其余气孔堵住，剩下一个孔不堵，请一位同伴帮忙，把前门关上用棍子在空牛棚里赶麻雀，麻雀就纷纷朝那个透着亮光的气孔往外飞，老谢在外面用渔网罩住那个透亮气孔，飞出气孔的麻雀都撞进渔网里，一会儿功夫就抓到很多只麻雀，用自备的酱油膏红烧。夏天我们在扬水站前的湖塘里游泳时，常看见这位皮肤黝黑，体态很胖的老谢在湖塘边撒网捕鱼。我在干校的第二年劳动时伤了腰，这位老谢师傅会推拿，我还到他的宿舍请他给我推拿按摩治过腰伤。
有一次1连的一位知青到我们宿舍侃大山，说他们连里有一位12级干部老太太，到镇上买了一书包鸡蛋，回到宿舍拿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几根人参，做好一锅人参汤煮鸡蛋放在床底下，每天喝一勺人参汤吃一个鸡蛋。同宿舍里的别人看到这位老太太近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引起注意并发现她藏在床底下的锅里乾坤，告发给军代表，让她在全连会上被批评搞特殊化脱离群众。我们当时听了都哈哈笑，觉得这位老太太很特别，鸡蛋还能炖人参，但怎么遮得住同屋人的耳目呢？多年以后我回想起这事，倒是挺佩服这位老太太，想来她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搞吃的增加营养，让单调的集体生活增加了个性色彩。集体伙食不佳，增加些营养健康活下去是硬道理。老谢拿渔网抓麻雀也脱离群众，没有被告发挨批，反而有人津津乐道赞叹。老太太可能属于靠边站人员，人参在当时又很精贵，就会挨批评脱离群众。
湖北的冬天比北京气温固然高一些，但取暖柴禾不足，阴湿条件下感觉也很寒冷，早上的河渠水面有薄冰茬子凝结，那时没有足够防寒的手套、防水鞋的保护，我们无论是在外面玩耍还是劳动或是去学校上课，手脚常是冻得生疼，手指红肿手背皲裂，脚上的冻疮到天暖后还流黄水，和袜子干结在一起，睡觉前脱袜子都不容易。干校劳动生活对大部分没有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需要脱几层皮才能慢慢适应，加之干校初创时各种生活条件都需要时间逐步改善，并且还要搞运动改造思想练红心，生活比较艰苦，但人们也会苦中作乐。
刚到干校的那个冬季，有一天我和两个小伙伴跟着2连的牛倌赶一群水牛到一片荒地里吃草，看到不远处的菜园子外有4连种菜排的两个近六十岁的老太太站在田边（这个年龄以现在的概念看可能还算不上老年，但那时的概念里是老太太，下干校干体力劳动实际上挺困难），对着清冷的旷野放开尖嗓子唱湖北民歌：“太阳啊一出哎笑啊呵呵哎，开口就唱那幸福歌啊……”。以后我们走在田野有太阳晒在身上感到暖洋洋时，常学她们的腔调高声唱一句“太阳啊一出哎笑啊呵呵哎”！几个月后干校通了电，可以放映电影，有照明可以排练节目。手风琴、篮球架、乒乓球台等设备也陆续运到了干校。
各连有爱好打篮球的人除了在星期天到打谷场边设置的篮球场打篮球，还组织了篮球队，与周边干校的篮球队打比赛，有一次和李市镇中学的老师球队赛篮球，干校还出卡车把球队和啦啦队送到10里外的李市镇。乒乓球更普及一些，不同年龄的人都参与，不过打乒乓球技术高的还是出自各连的几位年轻人。2连有一位20多岁男青年，戴近视眼镜，一条腿因患小儿麻痹落下残疾有些跛脚，但他像正常人一样干活，挑得动两桶水，而且他头脑灵活动作敏捷，在干校打乒乓的人中技术数一数二，逢有其它干校的球队来赛球总是会请他来出战。国营武汉锅炉厂也在沙洋建有干校，武锅干校的球队曾在周日来1357干校的大饭堂打过比赛，参赛者和裁判都像模像样按正式比赛程序进行，观众也有不少，是干校生活活跃的时间。干校还组织过各连出节目的文艺表演晚会，4连因为青年班和中学班的人数多，在表演会上是主力。表演节目有自编的诗朗诵引导的歌舞串烧、口琴合奏、说三句半，还有中老年人表演的样板戏片段、山东快书等等。
4连青年班和中学班表演节目，后面背景是宿舍排房的山墙
新建的大饭堂能装得下几百人，没有桌椅，所以平时人们在饭堂窗口打了饭后并不在那里吃饭，多是回宿舍吃饭。大饭堂兼做大礼堂用，做文娱演出，那里还放映过《山本五十六》《军阀》等控制观众资格的内部电影。公开的电影都是在打谷场上支起银幕露天放映，记得放过几部样板戏拍成的彩色影片，如《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等，还有一些黑白的老片子如《英雄儿女》《奇袭》《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1918》等等，这些故事片在北京都看过多遍，只是干校在劳动之余，没有小说杂志可读，更没有电视看（在北京时两会机关礼堂里从“文革”前就有电视机，每周六晚上例行对家属开放），这些老影片虽然早都看过，但一放电影总能吸引很多人去看。
夏天晚上看电影还要抹上防蚊剂，周围稻田里的蛙鸣响成一片，萤火虫四处飞舞，并不影响看电影观众的兴趣。有时几里路外的财政部干校放露天电影，我们也带着马扎过去看（在五七干校每个人都有一个可合拢的马扎）。
干校的生活、劳动事务基本上还是由原来的机关干部或勤务工人来管理，就是离开干校需要得到军代表批准。下放干校人员原工资照发，有的干部原工资相当高。1连和2连有几个五七战士是副部级干部，每月工资在300-350元（当时大部分干校人员的月工资在40-100元，知青每月只得15元生活费），这几位年岁较高的副部级干部被安排在稻田里敲锣驱赶吃稻粒的麻雀，有人给他们做了打油诗“早起田边坐，麻雀何其多；当啷一声响，就值十元多。”
干校吃大食堂，除有定量保障的口粮外还自己生产粮菜，到干校第二年之后，生产设施和生产经验都有长足进步，生产的肉、蛋、菜也比较多了，伙食有明显改善，每人伙食需缴的费用有限，别的消费机会又很少，所以很多下放人员的工资都花不完积攒下来。我们那时在农村中学读书，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农民子弟，通过和他们交往对周边农民的生活有所了解，干校的生活水平比周边的湖北农村高不少，更比我后来高中毕业去插队的北方农村老乡的生活水平高。
现在有些文章提到“文革”中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常说成是“劳改”。虽然当时确实提倡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但据实而论，绝大多数五七战士的生活与真正的劳改犯有很大差别。在沙洋干校附近有真正的劳改农场，我看到过劳改犯在砖厂劳动，周围有军人持枪监管，一个人拉几百块砖的排子车还要自己搬上搬下，劳动强度相当于干校几个人干同量的活。从干校接收劳改农场的食堂和简陋猪圈看，劳改犯的伙食肯定与干校不能相比。五七战士的吃食水平和劳动强度虽然不算十分艰难，但因为多数人年龄较大，以前没经历过长期体力劳动，劳动也是艰苦的，加之看病不易，娱乐有限，缺书少报，有集体生活纪律约束，互相监督改造思想的压力比下放前更甚，不能自由离开干校等等，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4连在1357干校的8个连中人数是最多的，这从比较各连子弟的学生数可以明显看出。4连子弟中到新城中学上学的有13-14人，还有7-8个进当地小学的学生，另外还有包括我姐姐在内的7名以前在北京读到初二、初三的中学生，到干校后选择不再上学全职参加劳动，成为干校知青，组成4连青年班。其他7个连的子弟里学生数的总和还没有4连多，每连只有一两个知青。4连把中学生组成中学班，放农忙假和暑假期间也要参加连里劳动。在上学日，中学生吃早饭时可以多领一个馒头当干粮，下午2-3点钟下学回到干校，食堂给留着热饭菜，吃完午饭后有一部分中学生自愿去建筑工地或菜地劳动，也有一部分干自己的事，在农忙或连里组织到建筑工地赶工的日子里，则大多中学生都要参加劳动。
4连下面编成4个排：1、2、3排负责建房，4排有较多的老、弱和妇女，负责种菜和养猪养鸡。连、排、班干部都是由军代表任命的，大多是文革中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机关工人和年轻干部，有少数党员老干部除了文革初期被批“走资派”，历史上没有什么可抓的把柄，也被任命为连级干部，算是“三结合”，如4连指导员就是老干部王筱天，文革前的机关党支部书记。
4连分工搞基建有一些优势，连长是原工商联机关的勤务工人刘德祥，他以前做过专业瓦工师傅，4连接手基建工作时他教大家砌砖的基本技术。4连还有一位原总务科干部叫赵天奇，是位多面能手，指挥合唱和吹口琴、美术装饰都是好手，连建筑木工和打铁的活都拿得起。1956年工商联修建家属宿舍楼时，他曾代表机关监理工程，那时就学了不少建筑知识，懂建筑图纸，加上他喜欢动脑动手，到干校后向一位临时请来的建筑工程师学习了房屋设计，4连开始盖房子时，他担任技术指导和工程监理。4连修建的宿舍、车库、粮库、粮食加工厂房、新的大食堂兼礼堂，施工图都是他设计的，4连的人称他“赵能耐”、“赵大拿”。
建筑工地的分工配合和劳动技术性都很讲究，十多名体格相对好，可以在脚手架上爬高下低的人做了瓦工，青年班的知青也大部做瓦工，操着瓦刀站在脚手架上砌墙垒柱子，刘德祥和赵天奇随时检查工作质量，一开始墙砌不直、柱子不正是常事，查验不合格就马上拆除返工。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边干边学，很快有些人技高一筹，掌握技术好的人就砌房角和独立转垛，技术差一点的砌中间段落。有十多人做小工，给脚手架上的瓦工送灰浆、运砖等。另有一个班负责淋灰，把生石灰放入井边挖的两个方池里，打上井水倒入淋灰池浸泡、搅拌、滤掉石渣制成熟石灰膏。还有一个班负责和灰，没有任何搅拌机械，完全凭铁锹、锄头，把和灰池里的熟石灰膏和细砂1:3加水和匀，铲到小工的灰桶里，小工就颠颠地提着灰桶穿过废砖和埋有带钉子废木板的土堆，把灰浆和砖头送上脚手架。
当时我的母亲就是做小工，她回忆道，小工的劳动强度不小，常常是还没等这一桶灰送上脚手架，另一位砌墙瓦工就叫着“来砖”，马上就得把砖运上去。我们下午放学回到干校也常去建房工地干活，开始多是搬砖运瓦送灰浆，后来就学着用瓦刀砌墙，帮瓦工把整砖敲成半头砖或七分头，或用抹刀抹平墙面。在那一时期的劳动里我算是练了点童子功，现在自家的房子院子需要动瓦刀砌砖、和水泥灰浆浇筑地面或桩脚、补平外墙角或铺砌地砖的修房工作，都能自己动手。
五七干校时期水泥还较昂贵，一般砌墙的灰浆只用熟石灰混砂子，比水泥灰浆的碱性更强，碰在手指上常烧蚀出洞来，疼好几天才长好新肉。还有一次我踩到了浮土遮盖的钉子木板，绣钉子穿透胶鞋底扎进肉，需要到干校医务室去包扎并打破伤风预防针。类似的事故在整天劳动建房的五七战士那里就是家常便饭。
4连除了建住房，还建了其它多种设施，如水泥晒场和高大粮库、机械磨坊，还有车库、大食堂兼礼堂。1357干校除接收原劳改农场的房子，约80%的房子是4连建的，到1971年11月我离开干校时，已经建成由数十幢成排或单座的红色砖瓦建筑组成的校区，高低错落一大片分布在小河南北，老远就能望见。如果现在没有被拆除，这个建筑群应该还是当地的醒目地标。
从4连的基建劳动中我们了解到，国家财政对建设五七干校的投入相当可观。大量的木材是从东北调运来，木工房不停地生产门窗、大梁、檩条、椽子和板材供应建房，还使用很多圆木造桥和竖电线杆。干校接通高压输电线，修了变电站，建成干校电网；建房用的砖瓦、石灰和水泥购买于沙洋附近的几个县，干校只用了两年就建起了规模约10多倍于原来劳改农场的住房和其它设施，在短时间内需要消耗大量建材，干校的几辆卡车大多时候都是运输建材。源源不断地建材供应需要的资金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且周围有许多五七干校都在大兴土木，那两年同时兴建众多五七干校所耗费的国家资源应很巨大。
1970年春天的早稻插秧时节，4连除了种菜的4排，其他3个排都下水田插秧，还组织中学班也下稻田插秧。刚下水田时，水还凉得刺骨，在田埂上走路运稻秧经常有人滑摔到水田里，真正是“滚一身泥巴”。水田里的蚂蟥（水蛭）不少，大的有10多厘米长，缩起来像栗子一般，即使是1-2厘米长的小蚂蟥叮在人腿上也很难扯下来，要用力拍打它才能下来，被蚂蟥咬破的伤口血流不止，要流到抗凝血的毒素排出才能止血。4连的人插秧刚上手时一天最多只能插三四分地，插上的稻秧还不整齐。前面提到过的校部夏军代表从南方农村出身，是插秧好手，又值年轻力壮，两只手配合默契，插出的秧苗横看竖看都整齐，据说一天能插秧一亩多地。伙房为插秧农忙提供加餐送到田头，那时副食供应已有改善，炒鸡蛋夹在馒头里，有时还有炸虾片（实际是油炸膨化的淀粉制品有一点虾味）。
湖北的气候在5月中旬就十分暑热，麦收季节时学校放农忙假，干校的中学生都跟大人一起下田割麦，小学生拣麦穗。为了防暑，伙房在干活间歇时送绿豆汤。4连有北方农村出身的人教大家割麦、捆麦的要领，割麦进度不差。直到现在，我母亲的房子里还留存着当时用的一根竹扁担和一把镰刀。有时麦子割光后田里会露出一窝鹌鹑蛋，有时田里还会碰到暗红色间绿斑纹的蛇，怕蛇的人要穿着雨靴割麦子。麦收时节常有阵雨，所以白天割麦，夜晚还要在场院干活，抢在下雨前把割下来的麦子脱粒、扬场，把麦秸堆成草垛。抢收同时还要抢种，晚稻插秧也不能耽误，那些连轴转的日夜非常辛苦。第一年夏收是用土场院，先拉着石滚子压麦子脱粒，脱粒不完全还要抓着麦秆摔打麦穗，扬场分选出的麦粒先装麻袋收着，等太阳好的日子再摊开晒干。后来由四连建了水泥晒场，电动脱粒和扬场机都用上了。
1971年的麦收时节连降大雨发洪水，干校周围的河塘湖洼都灌满了水，大水冲进麦田，只有一部分长得高的麦穗露在水面以上。为了尽可能抢回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雨还没停，各连都投入了抢收。人们穿着雨衣，浸在没到大腿的浑水里捞割麦穗，装到脸盆里、木排上运出“水田”。涨满了河槽的滚滚洪水还差一点冲出河堤把菜园和猪圈淹没，几个连的五七战士都冒雨拼命挑土、搬沙袋，抢着垒高河堤，最后终于保住了菜园和猪圈。
大水在河流湖塘里维持了一个多月才退去，对年轻人倒是多了乐趣。扬水站的湖塘边上平时水浅不能跳水，发大水时从湖塘的抽水池石坡边上就能跳水，还能在离水面两米多高的抽水管道弯头处绑一块木板，像个跳板一样往水里跳。最欢乐的是因为发大水我们抓到空前数量的大鱼。大水冲了不知哪里的养鱼池，扬水站前的湖塘里游进了很多大鱼，湖塘窄窄的进水口用土一堵，抽水机抽一上午水后，湖塘就渐渐干涸，先是在水浅的地方有大鱼往水面外乱跳，我们就赶过去摸鱼，惊喜地发现鱼特别容易抓。
我们本来就喜欢抓鱼摸虾，没发大水时也常常堵住小河细流，用脸盆淘干水摸鱼，但一般抓到的鱼就是1-2两重的野生鲫瓜子或者水田里的黄鳝，这次抓到的都是每条能有两三斤重的草鱼、白鲢鱼、胖头鱼和鲤鱼，湖塘的水越抽越浅，七八个人在水里趟得泥浆翻腾，鱼都把头浮上水面，“混水摸鱼”真是容易，只要盯住鱼头快速出手往下面鱼身上使劲掐住，朝岸上一甩就是一条。
有位巡守扬水站的干校电工，还从抽水管头底下的水池里抱出一条5-6斤重的金鳞大鲤鱼。七八个年轻人用了约两小时就抓到三四百斤鱼，装在排子车上送到大食堂，全干校的人晚饭都吃上了红烧鱼，食堂奖励给抓鱼的人双份鱼和菜，为此还在干校广播喇叭里表扬了四连的中学班。
大水也带来不方便，我们上学的路上要穿过几条小河沟，平时跳过涓涓细流或踩几块石头就过去了，发了大水后河水有20-30米宽，找到水浅的地方趟过河也要淹到大腿根，常常裤子全湿。男生喜欢游泳不怕淹，裤子湿了跑一会就捂干了。女生过河就难了，几十年以后她们回忆起那次发大水后上学过河，还忘不了走到河中间时的恐惧。还有一个不会游泳的女生喊救命猛拉同伴，差点一起倒在水中。过了河到学校，她们又因捂着湿冷裤子很难受，担心落下病，新城中学的一位好心女教师黄老师带她们到自己的宿舍，换上了老师的干裤子才正常上课。
思想改造的理论前提是：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所以其他各个阶级的人都要把思想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于1357干校的成员来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必须改造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改造思想的一个方式是学毛著（四卷本、语录本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最新指示），那时有“天天读”的规定。当时有一段很流行的话：“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除了个人学毛著，读报纸，还有全连和全干校集体举行活学活用毛著的“讲用会”。有一次全干校成员集中在大饭堂外的小树林开“讲用大会”，请各连选拔的活学活用毛著先进代表上台作“讲用报告”。那一次讲用会正逢中学放假，我们在宿舍里就能从扩音喇叭里听清楚“讲用报告”。
我还记得有一位“讲学讲用”代表的报告中有两段顺口溜，一段是说他下干校后通过劳动：“脸晒黑了，心练红了，身体棒了，眼睛亮了，连近视眼镜都摘掉不用了”，另一段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他的风趣当时引得与会人群笑声阵阵，但我却认真疑惑过，近视眼因为“心练红了”就真能不近视了吗？今天想来，当年台上“讲用”和台下听讲的人群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干部，也不乏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那时流行的语言和气氛今天想来实在可笑，却是人们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修炼出来的。
体力劳动也是改造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在干校范围内的劳动还不够，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一部分五七战士还被干校安排到当地农村生产队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母亲就是在农忙季节到附近农村生产队“三同”了3个月，住在贫农出身的孙本福、马金香夫妇家里。
虽然土改斗倒地主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贫农依旧贫困，也依旧是天然的革命成分。湖北沙洋的自然条件算得上鱼米之乡，水田可产双季稻，旱田种麦、菽、棉，1970年代初的平常年景当地农民能有基本温饱，但据母亲讲，房东的房子是草顶泥墙泥土地面，屋内除了简陋的床基本上是家徒四壁，为了接待母亲住进家，房东就把一进房门的灶间里的鸡窝拆了，架上一块门板当客床，母鸡仍然到那里去下蛋。孙本福家庭有8个子女，老大到老四从16岁到10岁，每天和父母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 7岁和5岁的老五、老六在家里照顾3岁和1岁的老七、老八，还管喂鸡喂猪。
干校的宣传报道组采访过接待下放干部“三同”的住户，留下几张历史照片。从衣着上能看得出孙本福家庭为了照相，两位大人和几个大孩子穿上了最象样的衣服，其中老三和老五两个男孩的衣服还是他们的妈妈手工缝制的，而老四和老六两个女孩则没有新衣换，只能穿着姐姐们传下来的补丁罗补丁的衣服。
母亲在那时已经年近50，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抗日组织和共产党，参加过新四军，做过城市地下工作，以她的经历和自幼形成的思想意识，在“三同”中固然能更加切身感受农民的善良淳朴和生活不易，但要说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增加更多的无产阶级或贫下中农思想意识实际上做不到。她一回到五七干校，就来到我的宿舍，过问我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告诫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或可说明刚刚“三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的实际结果。她自己离开学校久了可能不了解，在学校的“教育革命”中，这句从她们年青时就已流传的学校口头禅早就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是不能提倡的。但是六七年后，当我在插队的农村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再之后又经历了多个国家的工作生活，虽算不上“走遍天下”，但领略过天下之大之精彩的时候，就十分感念母亲当年在五七干校那样条件下告诫我要认真学习文化的远见。
那时在我读书的农村中学，校内驻有“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与领导学校教育。我记得有位“贫宣队”老大爷在全校开会时站到学生队列前讲过话，他手握“红宝书”放在胸前，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头，一连背诵多条语录，诸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形式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但背诵的语录与开会的内容毫不搭界，背完语录就结束讲话。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这位“贫宣队”老大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觉悟特别高，虽然没上过学，凭着听广播和听报告就背会了几十条毛主席语录。
改造思想是当时的一般常规，几乎人人都需改造思想。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则火药味更浓。在干校有明确宣布是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敌人”，生活和劳动都有专人监视。例如2连的高级干部张执一，他在抗战时期任新四军五师某旅政委，在沙洋地区曾与日伪军队打过拉锯战，“文革”前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从“文革”初期他就被打成“叛徒”，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我们到干校不久，干校就铺开了“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人民日报》发社论，军代表在全校大会传达中央精神，部署清查，各连开会表态，调门非常高，称“五一六”阴谋集团是隐藏最深、最凶恶的敌人。“文革”开始后，一波一波的浪潮是横扫“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挖反革命” ，但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矛头还指向了文革初期的某些造反派头头，这些人过去都是开足火力斗争别人，这一波阶级斗争的火焰也反噬到他们自己。
4连有位干部年轻时曾参军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胳膊上带着弹片留下的伤疤。他在部队作为调干生送到北大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工商联工作，虽然根红苗正，但在机关里离领导干部的地位还差很远。他到工商联后没两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位不甘于做普通干部的人最早起来造反，与另一位基层女干部一起贴出了全机关第一张炮轰当权派的大字报，宣告要把当权的秘书长、中共党组书记黄玠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曾对周围人说：“秘书长我来当！” 以这位造反派的年龄，只能有五十年代初短暂的战争经历，虽然那也有功劳，但有何德何能取代黄玠然呢？黄玠然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虽然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被以多种名头打翻在地，还要被“再踏上一只脚”，不过“永世不得翻身”却真做不到，“文革”后他又恢复为德高望重的机关领导人。军管组接管机关权力后，这位造反派头头就风光不再，下放干校时没担任连、排、班长。
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来，以军代表为首的审查组把他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之一，命他住到连里暂设的审查室，不参加集体劳动也不能自由离开房间，整天不是接受审查组的审问就是写交代材料。4连审查组的专案人员还从北京带来了一位工商联勤务工人的妻子，她本是家庭妇女，在“文革”初期到机关闹革命，是另一派造反组织头头，军代表进驻机关时，她已因闹腾不下去回归家庭了，所以没跟着下干校。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就把她带到干校接受限制行动自由的闭门调查。清查了一阵子后查不出这两位造反派头头和“五一六集团”有关联的实据，运动风头过去后就不了了之。我们看到的是前者离开了审查室，又正常参加集体劳动，后者回北京接着做家庭妇女。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像风潮样衰减很快，但阶级斗争却长时间纲举目张，罩住众生。4连负责种菜的4排有一名单身妇女，是机关的普通干部，虽然她没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但有“历史问题”。“文革”初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中被抄家，除了在她家的箱底翻出一张解放前她年轻时和一名戎装国民党军官的结婚照，还抄出一些高跟鞋、绸缎旗袍和两枚藏在米桶里的钻石戒指。到干校后她在劳动中因为不卖力，怕脏，言语刻薄顶撞班、排长，4排就开会批斗她，批斗会就是在我住的集体宿舍房间里举行的。
4连建房多了以后就分配给青年班、中学班的男生集中住一间大屋子，十几张床靠着墙放了一圈，屋子中央摆一张乒乓球台当大桌子，这间屋也被4连用来开会。有一天我们在午后放学回到干校，几个同学到宿舍拿饭盆要去食堂打饭，正赶上4排占了我们宿舍的半边屋子在开会批斗那位妇人。众人坐在床沿或马扎上，让她一个人站在前面，有的人发言揭发她干活偷懒，有的人批她满脑子是剥削阶级意识，不是真心走五七道路，还有一位原机关处长，50来岁了，指着她的鼻子骂：“你怎么这么混蛋那！你TM的装孙子！” “装孙子”是老北京的粗俗语，意为装弱、耍滑，我们几个拿了饭盆出来后都觉得骂人者的腔调特滑稽，扮他的腔调互开玩笑。
今天想来，这位妇人挨批斗主要是因为她个人历史被认为有污点和个性不讨人喜欢。那些义愤填膺批斗她的人其实大多也并不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有些人还具有工人、贫下中农很难具备的高等教育文化程度，在当时氛围下，示人以脱胎换骨的面貌，斗争起来坚决激烈，不顾斯文扫地。
当时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都可以往阶级斗争性质上纲上线。有件荒唐事是干校的狗咬了一个进入校区的农村孩子，第二天大饭堂门口就有人贴出大字报痛批：为什么干校那么多人，狗谁都不咬，偏偏贫下中农一进干校，狗专门对他们叫，还咬伤了他们？这是阶级立场和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问题。其实干校共有5条狗并不属于哪个人，其中有两条狗是我们在上学的路上从老乡家的初生狗仔窝中抱来的，伙房有些剩食就喂它们，干校的巡夜人员还带它们巡夜。它们在干校长大，所以对干校成员的外观和气质都熟悉，而校外农村孩子的衣着和提着挖菜篮子的样子，举止和气味同干校成员都不一样，他们进到校区内，狗就对生人吠叫，甚至在没人管住狗时咬了人。对狗采取一些约束措施防止咬人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但怎么能扯到阶级立场呢？我们很多人在干校外都有过险些被狗咬的经历，难道是当地农民的阶级立场造成吗？干校的一只狗咬了老乡，不知是否有领导下令，全部狗都被打死，从此1357干校无狗。
五七战士那时人人都唱的《五七战歌》，就颇能表现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满怀豪情斗志昂！为了捍卫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流血牺牲无尚荣光，要同一切阶级敌人血战到底，永保无产阶级江山万年长。”
“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满怀豪情斗志昂！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奔赴农村、杀向战场，身在干校志在四方，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中持续比较长的一波运动，在五七干校兴起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五七干校撤离沙洋以后的“文革”后期。1968年11月1日发布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求：“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到了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继续进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高潮过后，由军代表主持，先党内后党外，人人过关。
党内过关的方式是每个人要写书面材料交代历史，然后由支部全体党员开会对每个人的交代材料讨论、质询和个人回答，最后由连部审查组结合内查外调材料决定是否恢复该党员的组织生活。有些历史简单的人自然没有什么质疑很快就过关了。有几位像我母亲那样做过地下工作的党员过关就不容易，审查时间当然要长，在“文革”初期这几位就经历关押审查，受过的批斗、审问已经难以计数，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已经有一大堆。
这次在五七干校的政治审查中又重新外调，不过也挖不出什么新鲜东西，到1971年夏天以后，4连的每一位党员干部包括我母亲总算都恢复了组织生活。母亲最初还以为过去审查的历史疑问都查清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1971年干校所作出的审查结论中，有着对她相当严重的怀疑和定性，虽然表面上恢复组织生活，实际的待遇是“内部控制”。在干校知青中有部队招兵的机会和湖北的国防工厂来招工时，我姐姐的政审就因为母亲的问题不过关，一再被拒之门外。直到1981年，在统战部发给母亲的政审复查结论通知中才宣告母亲的历史“无政治问题，现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那份通知中还有这样的文字：“撤销1971年中共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学校四连党支部《关于某某某（母亲）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有关的不符事实的档案材料，由两会党组织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清理”。这是10年后才出现的局面，而当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却还在扩展。
比较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是两会的一位干部某某某被清理出阶级队伍。事发因为一位搞专案人员在外调过程中，从日本侵占时期的日文档案里发现该位干部是一名犯下大量罪恶的汉奸。调查材料上交后受到重视，自然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成果，某某某被逮捕，但是后来经过他的一再申诉和公安部门的进一步调查，才确认敌伪档案中的汉奸某某某和两会的干部某某某只是同姓名而已，并非同一人。冤案搞清后，那位搞专案的人员并没有被追究责任。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挖出敌人有功，铸成冤假错案却无罪。
1971年夏天以后，干校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先是13个机关中属于工人编制的一些工勤人员分配到北京工厂工作，他们的家属也随同离开了干校。还有一些下干校的干部在1969年是带了多个子女一起来的，这时他们得到准许开始把某些子女送回北京上学。这种变化的背景之一是经过文革最初3-4年的动乱之后，1970-71年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北京的工厂普遍在招工。背景之二是虽然苏联军队仍在边境陈兵百万，但中苏双方正在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境问题，入侵的即时威胁已经降低。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批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北京，开启了中美接触，尤其是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的显著发展也降低了苏中战争的可能性，当初为了战备疏散城市人口的压力已有缓解。背景之三是机关单位正在逐渐恢复“文革”前期停摆的工作，某些在干校的干部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机关。这些变化只是显示五七道路的些许松动，真正巨震乃至导致五七干校撤离的戏剧性变化，是由于林彪事件发生和后续的政策调整。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并在蒙古坠机身亡。虽然在9月1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5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向省、军级通告事件，但此后三四周在消息闭塞的五七干校还基本没人知道此事。实际上，人们在10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友好国家贺电中，还能看到排在毛泽东主席之后的就是林彪副主席。10月6日中央发出65号文件，进一步通告林彪事件的一些细节和事发后的形势发展，65号文件的《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在10月中旬，干校几乎所有干部都听到了传达。绝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在我们读书的农村中学正式传达中央文件之前，干校学生先一步得知这件事情，向农村同学说起时还被认为是反动谣言。
林彪发明的“精神原子弹”提法虽然人们耳熟能详，但真实体会“精神原子弹”的震撼是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其深远影响在最初的巨大冲击波过去后长时间不能完全平复，人们开始思考发生这样的事根源是什么？对“文革”的怀疑开始积聚。干校的政治运动转到批判林彪集团的阴谋，人们把对“文革”的不满归结到林彪头上，联系到1969年秋天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老弱病残都一刀切，这是林彪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中甚至“文革”前的很多极左做法都和林彪相关，批林后一些形式主义做法，诸如挥动小红书敬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天天读”、讲学讲用、狠斗私字一闪念、下到生产队搞“三同”等等都不再搞了。在某种程度的纠左形势下，干校和连里的领导对批准干校成员离开干校探亲或看病放宽了。1971年11月，4连的几位原工商界代表人物被安排回京，告别了干校。
我到干校后最初的3个月失学，后来陆续到达干校的子弟越来越多，在1970年2月农村学校春学期开学时，干校安排各连子弟去附近的农村学校读书。当地农村的学制已经遵循“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改成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春季始业。我下干校前在北京读小学6年级，在当地学校没有对应的年级，就直接上了初一。到1971年11月时，我已经快读完初二，即将初中毕业了。我那时意识到应当多读点书，母亲更是希望我能回北京中学接受更多的正规教育，加上我在劳动中伤了腰脊椎骨，母亲向4连领导申请让我回北京求医并继续读书。在我之前，4连里已经有几位中学生以治病或继续求学的理由回到北京，由工商联机关在京的留守干部给他们安排宿舍和吃饭食堂。我母亲的申请很快也得到干校批准。
头一天我得知获批准可以回北京，往小行李袋里装了几件衣服和水杯饭盆等，第二天就出发。同行的还有一位干校5连或是6连的中年干部何叔叔，我们两人在11月的一天早晨搭乘去武汉拉货的干校卡车，到武汉后再转乘火车回京。
我们搭乘的卡车从1357干校出发，向东南到广华寺只有约40公里路程，因为砂石公路的养护不善，当年雨季时又发过大水，路面上坑洼特多，我们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被颠得左右摇摆，有时几乎要颠离座位。卡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砂石泥土路在广华寺以南并入从沙市通往潜江的一条双向单车道的柏油路。当卡车一驶上柏油路，我们立即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舒适，类似于到干校几个月后甫装好发电机开始发电，在煤油灯的油烟和昏暗中突然电灯亮起，周围一片光明，那种从落后状态回到现代环境的庆幸感很难忘。卡车向潜江县城平稳开行，这时我真实感到生活了两年的1357干校和汉江大堤边的新城中学正在快速远离，而越来越近的北京既熟悉又新鲜，新鲜的是将要独自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年我14岁，在五七干校的集体生活中已经成长出了自主生活能力，不再畏惧未来的独立生活。
我回到北京约1个月后，我的姐姐也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原就读中学的毕业生分配，在干校的其他中学同学也都陆续回到北京读书或参加工作。1357干校在1972年仍然在沙洋存在，母亲仍然留在干校，但她告诉我，干校的基建工作已基本停止，她被校部借调出过几次差到外地。我在北京听到从干校回来的干部私下传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问吴德：下放干部什么时间能全部安排工作？吴德回答还要五年，毛泽东质问，那些干部还能有几个五年啊？不管这种传言是否确实，但当人们传说这段话时，五七道路的神圣性已经在人心上发生根本的动摇。仍在干校的五七战士们恐怕都已意识到，撤离干校只是时间问题。
大约在1972年11月底，我们从北京的工商联机关得到消息：干校要撤离沙洋，仍在干校的下放干部很快都要回北京机关了。工商联机关把我们在下干校时上交的原住房又发还给我们。拿到房门钥匙后，我和姐姐利用休息日粉刷了房间，并把寄存在机关办公楼里的家具都搬回家，装好了床铺。
12月中下旬，撤离沙洋干校的最后一批人员回到北京，大客车把他们从火车站拉到工商联机关，我去那里接母亲回家。当时有不少家属来接人，亲人见面激动地互相唤着，还有人喜极而泣。从1969年11月在北京站启程下干校时的离别到现在重聚，三年中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时光好像特别长。然而，对这些终于团聚的家庭来说，不管前面还有什么风风雨雨，毕竟一段离散和磨难的岁月度过去了。
近年刊发的《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记载：从1972年底开始，沙洋的20多个干校都陆续撤离了，土地回归沙洋劳改农场。在那些土地上新建的大批房屋、水泥晒场、高压线网、水泵电机、猪圈鸡场、耕作机具、机械磨坊和小工厂等等诸多五七干校资产，应该也都一并移交了。这当然不会是各干校自身的决定，而是中央政策的调整。
人大政协机关1357干校撤离沙洋以后，还有一个大幅缩减的小建制搬迁到北京近郊沙河，只有少数维持干校的工作人员常驻，回到北京机关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后来还曾去沙河的干校从事为期3个月的劳动。在湖北其他地区以及江西、河南等地有些五七干校撤离很晚，部分下放干部到1976年后才离开干校，“文革”结束以后全国的五七干校才正式彻底取消。
俯仰之间50余年过去，1357干校陈迹安在？据报道，有些干校旧址现在还被保留为历史文化遗址，还有单位组织年轻公务员参观旧址，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历史遗址固然有保留价值，但那段大折腾的历史弯路岂能片面地用“艰苦奋斗”来诠释？如果当年下放五七干校是创立或发扬革命传统，是否沙洋农场还会再次迎来大批公务员、军人、文化和科技人员下放，长年累月在那里“艰苦奋斗”？
无论如何演化，沙洋依旧在，汉江古今流。
干校岁月